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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低端」看北京鼠族:為一點可能的夢 過不是人的生活

2018-05-16 16:27:45聯合新聞網 文/黃淑真

北京大興發生火災後,地方當局趁勢驅離「低端人口」們。 中新社資料照片
北京大興發生火災後,地方當局趁勢驅離「低端人口」們。 中新社資料照片

大學畢業前,我預期自己會過上好幾年的「低端」人生。

還沒住進台北前,我預期自己的文科後半人生是如下這般風情:起薪22K;承租一間房租每月8,500的雅房;每月花約1,800的車資上下班。天天帶便當、精簡社交費,不定時回家獲得冰箱物資,再試圖接補習班的外快,扣掉網路、水電、電話費……等等雜支,每個月應該還能勉強存些錢。

後來,我真的拿到一份22K的工作,過著接近預期的生活,但我比PTT上分享經驗的鄉民幸運,省去了部分房租,薪水也比預期還快上調。接著我換了公司,生活逐步穩健,但2018年我繳給國庫的稅金,是零。

零。沒錯,是零。

工作了幾年,我始終不達國家徵稅的最低標準。我媽始終怕我餓死,用塞滿冰箱的食物迎接我回家,跟我說菜太多了,隨便拿。

北京比台北大上好幾倍,鼠族的生活儼然比我艱困十數倍不止,我不過從北部移得更北了一點,和他們跨越好幾個省份匯聚到北京的情況截然不同。然而我和他們的生活看似相距遙遠,卻有一點在本質上相同,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同樣沒達到「一般人該有的標準」,且在投入大城市生活前,就已經非常明白迎面撲來的殘酷現實是什麼模樣。更重要的是,在衡量未來目標與現實生活之後,我們寧願到大城市裡過「低端」的日子。

派屈克.聖保羅這位法國記者無論採訪的是在住在北京城地底討生活的誰,他們都有一個明確的討生活目標:來自湖北的老鄭夫婦,是為了替兩個兒子各掙聘金20萬人民幣並各蓋一棟房子好討媳婦;當時18歲的夢英和China World的沈小姐,是為了擺脫鄉下勉強餬口的工作;21歲的年輕演員朱熹,則是為了追尋屬於自己的成功舞台。當中還有更多人是為了家庭,為了養家活口而離開家鄉,萬般犧牲只希望留在家裡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比如一講到孩子就落淚的蘇瑩、當工頭的小趙。

而和台灣一樣,家鄉有蓬勃產業可投身的人說起話來總是特別有朝氣,和夢英住在同一處地下室的夏婷,只要再撐過5個月的飯店實習,就可以回「中國最新一批有錢人的熱帶天堂」海南島,去找一個和她本科專業相符的觀光相關工作。她的未來雖然還未發生,但在整本書裡可說是最燦爛可期,和我一個回高雄到公家機關上班的朋友一樣,你知道他們都會過上讓人放心的日子。

如果待在「空氣好得很」的家鄉就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誰想像23歲的辛玉夫妻一樣,拋棄安徽鄉下60坪的房子,住在北京城臭氣薰天又潮濕的地下室,讓孩子透過一扇小窗勉力呼吸有毒的空氣?

同樣的,如果可以找到一份離家近的工作,誰想北上討生活?夏天在頂樓加蓋的熱氣中逃到轉角的便利商店,買一瓶幾十塊的養樂多過半天,每天凌晨三點就被熱醒,換得一身濕疹。

但這樣的生活是注定絕望的嗎?

北京鼠族裡也出過成功人士,比方說叱吒演藝界的相聲大師曹雲金,但他和衷心感謝地底生活經驗帶來創作高峰和成功事業的藝術家張思永不同,認為住地下室的過往沒什麼好提的,「重點是如何擺脫困境,只要堅持做好一件工作,我們是有機會成功的。我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可以給予人們一點希望」。

這番話聽在耳裡似乎有些熟悉,因為這也許正是你那台灣經濟起飛時期正值青春年少的爸媽,當年奉行到底且因此有現下成就的一條道理。曹雲金自河北遷到北京,始獲成功,是約10年前的事。

張思永自地底回到地面,漸漸拉關係建立事業,也是快20年前的事了。

這幾十年間,北京城裡的外來人口只有更多,產業只有變動得更劇烈,外賣業、滴滴車、臨街小店四立……看起來越發文明、越發富裕、越發包容了,但2017年年底的一場大火,卻證實了其實從未改變,城裡人還是城裡人,城外人還是城外人。

所謂的希望,真的像曹雲金說的那樣,只有「一點」而已。

「低端人口」一詞的由來眾說紛紜,雖然後來被官方否認,但據說最開始是來自北京市政府發布的文件,當中把無北京戶籍的外來人口、無產之人稱為「低端人口」;基層勞力密集的工作則稱為「低端產業」。

而在「低端人口」這詞出現前,北京有民工、移工,有蟻族,也有派屈克採訪的鼠族,這世界上的人有貧有富,有溫拿(Winner)有魯蛇(Loser),這些名詞各代表在某些條件下過著某種生活的人,但總有分類,總有中間值,直到「低端」這形容詞將他們全打為面孔模糊的同一個階級。

自此,有文憑、沒文憑、做工的、收入不理想的、服務業、買不起房子的、家裡沒事業的、來自南部的、來自偏鄉的、知識不足的、繳不起稅的、不用繳稅的、一年沒有出國玩一次的、沒能力斜槓創業的、沒辦法「改變做法,薪水翻五倍」的、沒有自己當老闆的……等等之人──被宣稱他們過的生活沒有達到「一般人該有的標準」,彷彿被拔除了做人的資格,隨時皆可棄。

什麼是「一般人該有的標準」?什麼是「低端」?總有相對而言的對照組,就像照鏡子,這標準是過著好生活、擁有權力、利用基礎勞動力過生活、住得起好房子或擁有房產,且不需要為生活做出太大犧牲,可以悠哉評斷一切的人訂下的。

他們是這社會上的「高端」。

也許有人會說典型「高端人口」的形象,就像派屈克在書中細細描繪的那三位。巧的是,其中兩位是母親,階級特徵都展現在她們給孩子的資源上:第一位在China World室內溜冰場旁拿著「土豪金」i-Phone,觀賞女兒在冰上起舞。

第二位幫女兒每星期安排三堂數學、三堂英文家教,還有鋼琴和其他才藝課,並因此驕傲無比地說:「不必等到大學,等她一滿14歲,我們準備把她送到倫敦一所高中,讓她先適應適應,之後才能進入英國最好的大學。」

第三位的面貌,我想聽見她說的話,有些人會覺得十分熟悉:「這些人都是寄生蟲,政府應該要有所作為,幫我們把他們攆走。」想起某處豪宅居民對香港電競選手欲入住爭議發出的言論,還有時不時申請路權上街抗議的一些人。

這些人管理、主宰這社會,對賺不到一定額度薪水、買不起相應保險、沒法「好好養小孩」、從事非「高端」行業的「外來者」頭疼得不得了。其中一些人發覺這些人試圖分去他們的資源或空間便毫不掩飾地厭惡,而有更多人則理所當然地冷漠以待,正如派屈克北京住所和他同為外國籍的鄰居一樣,對這些人的存在抱以絕對的忽略,甚至拒絕相信。

「你說的『老鼠』在哪?我們怎麼從來沒見過?」派屈克的法國鄰居嘲弄地質問,不相信他們住的高樓大廈地下室藏著一群中國勞工默默生活。

「那住在地面上的人呢?他們會適時伸出援手嗎?」派屈克採訪地底住戶,談到每逢下雨房間便淹水的慘況問道受災戶,對方驚愕的眼神回答了一切。

「西方國家有他們的貴族世家。」住在下水道十年的王秀青微笑說著。「我們有太子黨。」

《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書影。圖/聯經出版提供
《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書影。圖/聯經出版提供
「高端」與「低端」除了存於政經社會,存於擁有物質上資源多寡的分配,還存在人彼此的視線中。當一個人看另一個人,不由自主地區分此方與彼方的「高」與「低」,認為自己高對方一等或低對方一階,認為對方做的「人」和自己正做著的「人」有不同性質、骨血和應當享有的權利,帶著自然而然的歧視或雲淡風輕的無奈習慣之時。

但向上望比向下看來得容易、舒心,於是這世界充滿了懷抱希望、想要發財的「低端人口」。他們像年輕的夢英一樣總是作夢,夢見自己有天被個「高端」看上,出了地下室,成了一個有錢人衣錦還鄉。但現實正如那位新興富豪受訪時說的這番話,看似如此正義凜然,卻潛藏荒謬:「一個人若缺乏社會責任,是無法成功的。我是個正當的人,熱愛這個社會,而且想把我賺的錢回饋一點給社會。」

所謂的回饋,真的也就像他說的,正如曹雲金口裡的希望那樣,只有「一點」而已。

人人眼巴巴往上看,「高端」才不理睬,只考量著勞斯萊斯撞壞了,要再買一輛更炫的,而「低端」也不理睬比自己更「低」的人,就像王秀青,聽見派屈克詢問當初和他同樣住在暖氣井裡的鄰居時,脫口而出:「她們都是中國南方偏鄉來的,講的話我聽不懂。而且這些人是乞丐,沒有半點自尊心。」

「所以您的地位比她們還高?」派屈克問。「不能拿我們相提並論。」他平靜地應道:「她們只是伸手乞討,而我每天工作,好養活我那留在村子裡的太太和三個孩子。」

既得利益者無動於衷,永遠無動於衷。

※推薦閱讀《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作者/派屈克‧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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