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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漢字! 法國如何透過「去中國化」建立現代越南

2018-05-23 13:59:58聯合新聞網 文/克里斯多佛‧高夏

越南一景。圖/Ingimage
越南一景。圖/Ingimage

從零開始的殖民地

征服是一回事。從戰火餘燼中營造一個殖民國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法國征服造成巨大破壞。兵刀殺伐,戰火摧殘,鄉村城鎮十室九空。米糧生產與運輸暴降,饑荒災情蔓延。一八六○年初,一名湄公河三角洲傳教士在報告中說,死難人數數以千計:「有幾個省分,全省人民無分貧富,都只能靠野草與樹根活命。」許多忠於阮朝的官員棄官潛逃,政府因此停擺,無力進行紓困與賑災。一八六二年四月,伯納將軍凝重地向上級提出報告說,「直到這一刻為止,我們在交趾支那沒有進行任何為未來預做準備的工作。我們毀了許多事物,我們事實上打亂了一切。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唯一做的只是在將就湊合。以西貢與西貢附近地區來說,原本是人煙稠密、商業鼎盛的城鎮,現在放眼四顧,滿目淒涼,只見一片燒殺搶掠的劫後廢墟。」儘管阮軍正在後撤,伯納在結論中說,「我們實際上並沒有控制這個被征服的國度。」

這麼多高級與受過良好訓練的阮朝文官逃逸無蹤,是個大問題。它使新征服者無法取得情資,也得不到迫切需要的行政管理仲介。無論怎麼說,這些阮朝官員對越南、對它的語言與人民的了解,都比法國人強多了。在一八七八年,交趾支那六省(六萬平方公里)據估計總共有人口一百六十萬,其中越人有一百五十萬,高棉人十萬,斯丁人一萬,占人九千五百,還有三萬六千名華人。但直到一九○○年,住在這裡的歐洲人,除了軍隊不計,總共也只有兩千人左右。歐洲人或許置身這個新殖民梯階最高層,但他們生活在陌生人的一片汪洋中。沒完沒了的游擊戰,包括針對與法國人合作的越南官員的攻擊,更使法國人控制這塊土地的意圖難上加難。

早期像伯納與馮耶(La Grandière)這類海軍將領出身的總督,運用直接與間接管理手段進行統治。太多的越南文官棄官,意謂法國管理人必須涉入省級事務。伯納沒有拆散阮朝文官較低層體系(包括區、州與村),他設法讓地方精英繼續留任。受過訓練的法國官員人數太少,根本不敷使用。更何況,由於巴黎那些領導人堅持殖民地必須自給自足,運用現成的行政管理系統能壓低成本。

伯納的一名部屬事後回憶,「伯納將軍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抵達西貢後,立即宣布本地人管理本地人的原則。」在軍方以及臨時編成的地方民兵支援下,由法國督察監控的區級與村級官吏,繼續進行收稅、治安與解決地方糾紛的工作。這些法國將領當然深信法國必須用優勢文明教化他們的亞洲子民,但從軍事占領轉型到可以運作的殖民政府不是一蹴可及,他們必須實事求是,必須盡可能根據地方習俗與程序進行調適,以便用法國形象重塑這個殖民地。法國人由於不具備必要手段,無法立即在交趾支那推動直接同化統治。

此外,間接統治也在第二帝國獲有一眾高官支持。在法屬阿爾及利亞,恰斯洛-羅巴與拿破崙三世都支持本地人管理本地人的官方政策。拿破崙訂定用阿爾及利亞本地精英管理阿爾及利亞的間接統治策略,還親自支持設立「阿拉伯局」,做為這項大策略的一環。在一八四四至一八七○年間,法國軍官領導阿拉伯局,但運用阿拉伯精英、他們的家屬與親友網路,進行情報蒐集、收稅、治安及排解地方糾紛的工作。海軍軍官也主張透過本地結構與忠於法國的精英統治交趾支那,「像我們在阿爾及利亞阿拉伯局的頭子一樣」。羅巴現在完全贊同這些主張。

為達到這個目標,伯納將軍成立原住民事務顧問委員會。透過這個委員會,少數法國督察(大多是退役海軍軍官)分駐三角洲各地,填補阮朝官員放棄的省督空缺。伯納親自批准將嘉隆法典翻譯成法文,使法國省督能了解阮朝習俗,能有效運用阮朝法律,以爭取留在原官僚系統中下層任官的在地人士,從而有效管理他們。

由於仍然獨立的大南北方省分(安南與東京)繼續控制傳統上來自順化的地方官,法國也在交趾支那新殖民地運用直接統治形式。交趾支那這些海軍將領最極力避免的,當然就是從「敵方」的安南或東京進口官吏。隨著時間不斷逝去,原有官吏或退休或離開,這些海軍將領別無選擇,只能親自介入,用更多非儒家出身、受過法國訓練的文官,用法國督察填補此等空缺。不過,法國這種選派、晉升原本不合格的越南人在農村官僚系統擔任要職的做法,顛覆了地方政治與社會關係。一些沒有受過儒家文官訓練的譯員,因此身價高漲。當時有許多這樣的人,董書同(譯音)就是一例。他雖在阮朝主政期間沒有通過科考,但因為願意與法國將領合作而成為交趾支那高。他還呼籲其他人向他學樣。

湄公河三角洲的地方強人也向法國獻殷勤,表示能協助法國人不花大成本而能維持殖民地和平。問題是許多這類人物未必將人民(或甚至殖民政府)的利益放在心上。其中一些人就這樣打著法國旗號,往往還在法國默許下在地方上巧取豪奪,營造自己的封建領地。有幾名強人根本不識字。對董書同這類人物而言,與殖民當局共謀就能平步青雲,自是不可失的良機,但它也造成某些地方仇恨,而如同之前的越南史所示,要人淡忘這些仇恨並不容易。事隔不久,一名法國政府官員就有以下感嘆:

我們這些或透過官派、或訓練班出身的新官員,大體上比那批舊地方官遠遠不及。他們不學無術,與儒家學術一點邊都沾不上。在征服最初幾年,當局亟需援手,也只有手邊有什麼人就用什麼人了。忠誠比能力重要……許多過去就連最起碼的小職員都當不上的人,現在成了要員。

中國商人成關鍵

就像之前的阮朝一樣,法國也依賴中國商人與他們的區域網路,幫法國加強在三角洲的控制。自法軍於一八五八年登陸峴港起,法國軍官就在堤岸「大市場」招募中國商人,從高棉運牛肉補給法軍軍需。法國當局還需要中國商人從三角州進口米糧,養活法國控制下的地方百姓。馮西‧賈尼在因攻掠東京而成名以前曾經治理堤岸,與當地華人商界建了親密關係。堤岸出現現代越南規模最大、最有名的「中國城」,賈尼功不可沒。此外,像之前殖民當局一樣,法國也歡迎中國移民。生活在越南的中國人口從一八六○年代初期的兩萬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四年的十二萬,與一九一一年的二十萬一千人。這些華人絕大部分住在交趾支那,當地的殖民開發案吸引的華人總是比法國人多得多。

政商關係良好的福建華商班合就是一個範例。他在交趾支那戰爭期間因替法軍運補軍糧而致富。拜法國政治支援與來自新加坡的中國資金之賜,班合在戰後繼續留在交趾支那,大舉投資西貢新興的房地產市場、商務與鴉片貿易。事實上,他買下政府發的執照,讓他壟斷殖民地鴉片買賣。他憑藉交易網路與人脈關係,從亞洲各地進口鴉片,賣給主要是華人的客戶。他就憑這些買賣,為當年初建未久的交趾支那殖民當局帶來或許是最重要的一筆稅收。由於他的地位過於重要,有一次當他面臨破產危機時,法國政府還為他紓困。當時殖民地總督認為,坐視這個亞洲商人垮台會「損及殖民地財政」、「破壞局部地方商務」。班合由於與法國合作得太好,法國保證讓他的子女在法國接受教育,還支持他入籍成為法國人。

法國與越南的殖民經驗或許有許多一脈相傳的相同之處,但也有極大差異。原是小鎮的西貢轉型成為重要商業中心與交趾支那的首都,頗能發人深省。在法國人征服前夕,高棉人建立、中國人推動而由阮朝殖民的西貢,事實上只住了幾千名中國人與越南人。法軍攻擊期間的激戰讓西貢居民逃避一空,組成西貢的四十座小村除了一座以外全數被毀。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二年間的西貢是一座荒無人煙的廢墟。一名法國軍官說了一句描述當時西貢的話,頗能傳神:它「不再是安南,但也還沒有成為法國」。

不過事情變化得很快。在取得一八六二年條約保障之後,又見到中國人在隔鄰堤岸熱鬧滾滾的商業活動,法國立即展開行動,將西貢打造成交趾支那首都與重要港埠。儘管當時沒有人能預知,但這座小城日後因此成為現代越南大都會。在伯納與他的繼任人主導下,殖民當局鑿了一連幾條運河,排乾在西貢各處氾濫、有害衛生的沼澤。政府批准特許,授權出售土地。班合建了一棟當年難得一見的多層樓房,將他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表露無遺。到一八六七年,經過幾任總督大手筆揮霍,這座迅速擴建的殖民中心建了一條長十五公里的通衢大道。法國治下的西貢不久有了植物園,有了現代化海軍船塢「軍火庫」,還建了「大倉庫」,處理進出西貢港的貨物。與法國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也有日新月異的變化。一八六二年,法國第一批蒸汽輪之一的「女皇號」抵達西貢。沒隔多久,法國郵船公司(Compagnies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展開對橫濱、香港、曼谷、亞丁與馬賽的郵船服務。

原本住在西貢、戰爭期間撤出的越南居民,由於在殖民征服期間站錯了邊,大多數沒有重返家鄉。事實上,戰後進入法屬西貢定居的第一批人是三千名天主教徒,他們大多數是一八六○年隨法軍撤出峴港的人。還有一些是因為在鄉間受到迫害而逃進西貢避難的天主教徒。他們需要法國保護,法國也需要他們的合作。一八六三年,幾十年來第一座新天主教堂在西貢出現。到一八六九年,西貢人口總數已達八千,包括越來越多的歐洲文官、商人與傳教士。他們幾乎全數是男人。隨著人口增加,旅館、餐廳與商店也不斷出現。附近的堤岸也由於華人人口有增無已而欣欣向榮。海軍將領也在這時建造一系列行政大樓,做為交趾支那總督辦公大樓的諾羅敦宮(Palais Norodom,編按:法國殖民統治結束後改名獨立宮,越南統一後又改名統一宮)就在這段期間落成了。

混亂的殖民政府

不過這種大規模建設需要錢。由於法國政府指望交趾支那當局自行為開發案籌款,最後為這些建設出錢的,主要還是當地居民。總督們立即以個人稅與土地稅的方式徵收「直接捐」,並以發給專賣執照的方式收取「間接」稅。法國就這樣透過地方行政組織,利用現成的阮朝土地登記紀錄收了他們第一筆房地產稅。法國規定農民必須用新的殖民地「銀元」(la piastre),而且不能以貨代錢,於是進一步擴大了農村地區的貨幣經濟。地質隊遍訪三角洲各地,丈量與登錄新土地,驗證既有土地。當局還發行身分證─錄有個人基本資訊的一種法定證明文件─以加強政府的中央管控。當局並且徵收「個人稅」,所謂「個人稅」其實是針對登錄有案村民征收的稅。土地稅與個人稅稅收從一八六五年的一百五十萬法郎,增加到一八六七年的兩百一十萬法郎。

對酒品、賭博、鴉片與稻米生產的壟斷,也是政府稅收的財源。鴉片特許證帶來的稅收從一八六二年的五十萬法郎增加三倍,到一八六五年的一百五十萬法郎。在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七年間,它帶來三百二十萬法郎。如果再加上獨家經營賭博與娼妓生意帶來的收入,交趾支那在一八七八年靠專賣賺進四百二十萬法郎,在一八八一年賺了六百七十萬。法屬交趾支那的成立,大體上依賴鴉片帶來的財源。

稻米也很重要。在阮朝統治期間,湄公河三角洲生產的稻米除外銷華南地區以外,還供應內部消費。不過法國統治以後改變做法,極力將稻米生產投入外銷。在一八七○年代之初,交趾支那可耕田地約有三十萬公頃,其中二十五萬公頃用於稻米生產。由於在一九○○年以前,法國除了西貢以外,幾乎沒有進行任何疏浚沼澤的工程,想增加稻米外銷就必須降低內部消費,或扼阻既已存在的稻米黑市。無論如何,從稅收與稻米生產的角度而言,為法屬交趾支那的開發付出最高代價的,不是法國納稅人,而是交趾支那那些農民,至於鴉片專賣的收益,則主要來自華人社會那票吸鴉片的癮君子。此外,位於北方、仍然獨立的大南,在失去湄公河三角洲穀倉以後,糧食供應更形短缺,內部也因此更加動盪不安。

《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書影。圖/聯經出版提供
《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書影。圖/聯經出版提供

漢字阻礙了進步?

法屬交趾支那的建立,造成現代越南史一次大轉型,對越南語言也造成深遠影響。無論在哪個地方進行殖民統治,能否長治久安,首先都得擁有可靠情資,才能了解他們征服的人民。那些占領湄公河三角洲的法國海軍軍官,對突然納入他們控制下的一百五十萬人幾近一無所知。天主教會有幾名能說越語的法國人。儘管董書同等少數越南高官能說流利法語,但中低層越南官員幾乎無人能說法語。讓事情更加複雜的是,法國官員很快發現,越南官員彼此之間或在家中、或在市場上交談時雖然使用越南本地語言,但在書寫官式文*書時使用漢字。菲拉斯特(Paul Philastre)與奧巴黑(Louis-Gabriel Aubaret,《嘉隆法典》的譯者)這類東方派軍軍官或許因此很開心,但他們的上司卻因此大惑不解,他們不敢想像要以這種「象形文字」為基礎,建立殖民地文官系統。若干同時也參與中國境內殖民征服工作的法國將領,對中國文化尤其極度偏見。

對伯納而言,使用中國字「與一切進步不容」。海軍將領在一開始找上傳教士求助,希望天主教會能為他們帶來足夠通曉法語的譯員。但問題是,至少在一開始,越南天主教徒真正通曉法語的人相對較少。歐洲傳教士用越語傳教,在教導本地教士時用的是教會語言,也就是拉丁文。在殖民統治早期,法國海軍軍官搬出他們早年在文法學校學到、早已塵封多年的拉丁文,拿著紙筆與越南傳教士溝通的情景並不罕見。著名的天主教多語專家張永,是難能可貴的少數例外。張永記來自梵蒂岡東南亞宣教活動發源地的檳城,能說流利法語,曾擔任從伯納到貝爾(Paul Bert)等幾任總督的譯員,協助他們了解越南。當時有人給他封了一個名銜,稱他是交趾支那第一位「安南公務員」。事實上,譯員很快在法屬交趾支那形成一種非常重要的新官僚階級。在殖民統治初期,他們的名字與他們的法國同僚一起出現在官方公報上。

但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況且傳教士雖能解決一些問題,惹出來的問題也不少。或許,天主教會對殖民最重要(而且出於無心)的一項貢獻,是為了用拉丁字母抄寫越南文,而在十七世紀研發的一套羅馬字母化書寫系統。殖民當局喜歡這種「國語字」有幾個原因。首先,將領們發現,與中國漢字相形之下,拉丁字母能使法國行政官員更輕鬆、更迅速地學習越南文。其次,當時在越南各地工作的法國人,沒有人真正相信地方精英能突然間開始用法文說寫。伯納因此希望能推廣「國語字」,創造一種「所有法國-安南人都能了解的語言」。第三,阮朝文官科考制度既已荒廢,海軍將領們大力推動以拉丁字母書寫的越南文,希望盡快訓練出迫切需要的越南譯員與官僚。最後,這種以拉丁字母書寫的越南文由於與漢字脫鉤,能促使越南精英逐漸偏離中國文明軌跡,邁向他們在法國的前途。事實證明,這最後兩個理由最為重要。

殖民當局推動「國語字」無疑是一種以同化為目的的設計。不過它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種較有效的行政管控形式,未必是將交趾支那人變成法國人。海軍將領們立即開辦語言學校,將這種拉丁字母系統教給譯員、公務員,之後還教給數以萬計的兒童。將領們將幾所早期的學校交由張永記與其他一些會說法語的天主教徒管理。一八六五年四月,張永記獲得授權,發行現代越南第一份國語字報紙《嘉定報》。它可想而知,當然會刊發殖民當局的政令、指示以及統計數字,不過《嘉定報》在一九○九年關閉以前,也發表有關社會與文化議題的文章。從一八八二年起,國語字正式取代漢字,成為法國官方有關殖民地通訊譯本採用的文字。當然,直到二十世紀,仍有許多越南人使用漢字(本土文字「字喃」的情況也一樣)。不過殖民當局制式化機制與地方行政的現實需求,再加上為了推廣它而設計的教育系統,終於使一套羅馬字母系統在越南戰勝了象形字系統。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就像印尼民族主義者用一套荷蘭人研發的拉丁字起事一樣,越南民族主義者沒隔多久也用國語字來對抗殖民當局,還以它為工具,打造他們自己的文化與建國計畫。

※本文摘自《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作者/克里斯多佛‧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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