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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佔領區的「新建設」 讓全世界認同他們比國民黨好?

2019-02-20 13:50:48聯合新聞網 文/畢可思

北京天安門前的毛澤東像與監視器。 圖/美聯社
北京天安門前的毛澤東像與監視器。 圖/美聯社

共軍敗退長征 建立「延安示範區」

絕望之際,美國逼迫蔣介石向共產黨妥協。共產黨在首都以北八百公里的總部延安愈趨茁壯。這個位於中國西北山區的小小集鎮,一九三七年成為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統一戰線協議下,陝甘寧邊區的首都。一九三九年遭到日軍轟炸後,延安幾乎始終安然無恙。共產黨軍隊從江西費力撤退,花費一年時間,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達延安,並且存活下來,之後他們稱這段歷程為「長征」。如同重慶,延安相對不易進入。他們在延安建立模範新城市,展示他們對中國的願景。他們的故事一開始在報章和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戲劇性地流傳。一九三六年,著作《紅星照耀中國》的斯諾從上海前往共產黨的總部延安。隨著更多記者和左派人士到了陝甘寧,文章紛紛出爐。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官方禁止外國與延安聯繫,然而,來到延安的人寫了許多讚美的文章,表示那裡似乎是另一個中國、另一個未來。延安沒有貪汙。相反的,雖然資源短缺,地方的社會組織團結一致、充滿幹勁。延安本身吸引十萬難民,許多學富五車、身懷絕技的男男女女都選擇加入共產黨,絕大多數不是因為他們認同共產黨的意識型態,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裡才是真正的抗爭中心。許多人受到斯諾的書啟發。

華萊士造訪重慶時說服國民政府允許美國官方進入禁區,記者也成功進入。美軍假稱,他們需要利用共產黨網絡,才能攔截被占區的飛行員而取得情報,於是組成觀察團體,綽號叫做「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因為是在「造反」的領土。一九四四年七月,迪克西使團抵達延安。延安的天氣能見度較高,但不只這一點勝過多霧的重慶。延安是「不同的國家」,住著「不同的人民」。沒有警察,沒有乞丐,「沒有窮到絕望的跡象」。有「使命感」,有領導者和被領導的人、有男有女,無不相處融洽。一名外國居民提到共產黨員晚上跳舞和那裡的留聲機,可能就是他對當地生活永遠的印象。與迪克西使團一起抵達延安的美國大使第二祕書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報告:「完全沒有重慶官僚的那些廢話。」謝偉思一九○九年生於中國,父母任職於成都基督教青年會(之後在雷文案中損失終身積蓄)。一九三三年,他開始在中國的外事單位工作。他和家人經歷四川的軍閥交戰,更能感受共產黨治理之下的延安有何差異。他提到一名外國記者曾說:「我們來到崎嶇的北邊,找到中國最現代的地方。」

相較之下 落後的國民政府

一位前傳教士去過延安後表示:「這就是我希望看到中國的樣子。」一九四四年,《紐約時報》記者拜訪延安,報導他在那裡遇到的人,包括西班牙內戰的共和政府軍、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美國畢業生、曾任職基督教青年會的牧師、傳教士訓練的醫生、許多曾經留學海外的醫護人員、歸國學人、「去過全世界海洋」的水手。這樣的世界一家中國並不陌生。延安擁有許多這樣的驚人之處,但似乎要靠那裡的人才可能成就某些事業。延安的情況曝光,加深許多人對周恩來本來就有的老練印象。周恩來早在重慶統一戰線時期就開始領導中共。這些是務實的人,而非只會空談。來訪記者哈里森.福爾曼總結:「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越來越多觀察者都在覆誦這句話。

事實上中共在延安非常務實,他們為了迎接西方訪客,早已迅速改頭換面,下令撤走反國民黨的海報和口號,換上支持同盟國的,小心翼翼地向世界呈現穩健的形象。此與果然有用。另一名記者在報導裡頭開玩笑,去過重慶那個亂七八糟的地方,延安看來就是「中國的仙境」。謝偉思等人並不光憑第一印象就被唬住,他們還在外國人的小圈子裡找線民。其中一個重要消息來源是英國人林邁可(Michael Lindsay),他在共產黨內教授無線電工程,也是無線電通訊顧問。林邁可交際廣闊。他的父親林賽(A.D. Lindsay)曾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院長。林邁可一九三七年末以教育顧問的身分來到北京燕京大學。他和妻子李效黎在前首都祕密與共產黨合作,太平洋戰爭初期逃出游擊隊把持的北京。這對夫妻從日本占領的地區走到共產黨的基地,這條路線也是上千名來自北京的師生走過的。和延安其他外國人不同的是,林邁可不是共產黨員,許多去到延安的人也不是。他單純相信「任何會思考的人都有責任對抗日本軍隊」。林邁可協助共產黨設計無線電傳輸系統,直接將新聞傳到美國,也就是後來的北京電臺。

謝偉思從延安發送正面的報導到美國國務院,同時加深美國對於國民政府的憂慮,不僅不信任,甚至輕蔑。到了一九四四年,幾乎沒有外國觀察員相信國民政府有心認真打仗。相反地,他們假裝抵抗,同時把兵力留待與共產黨戰後勢必發生的對決。事實上,中國軍隊在緬甸節節勝利,一九四五年春,他們又在湖南省西部擊退一支新的日軍,並收復之前日本第一軍攻占廣西的大片土地。但是,國民政府高層貪汙的傳言無所不在,成為同盟國眼中的致命傷害。蔣夫人一九四三年拜訪紐約時,下榻華道夫阿司多里亞酒店(Waldorf Astoria),包下一整層樓(以及曼哈頓醫院一整層樓)。媒體捕捉到她穿著皮草在酒店的身影,此時,中共八路軍似乎正在抗敵。但是,其實不然。共產第三國際延安的聯絡員孫平(Peter Vladimirov)在日記提到,事實上,中共的策略是避免與日軍大規模作戰,反而專注在阻撓國民政府進入收復地。某些記者提醒讀者,但是謝偉思對共產黨的正面評論影響力更大,加上輿論普遍厭惡蔣夫人,以及她貌似貪汙的亂象。

戰爭的中國戰場現在改由美國控制。英國沒有發揮空間,因此幾乎全神貫注地為和平準備,這一點與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許多傀儡政權)同步。對英國而言,主要目標是重建東亞與東南亞的帝國,包括重占香港,並盡可能提高在中國的地位,尤其此時已無十九世紀的條約特權庇護。英國外交官和領導人長期憂心上海,此地在中國國土虛有其表的統治狀況百出,頻頻造成困擾。因此,日本占領上海,並從一九四三年二月開始拘留同盟國平民,對於英國不失為一份禮物。現在無人反對交回租界或廢除治外法權,不是國民政府有心情容忍任何反對,而是最終執行交回與廢除也不會造成地方騷動。因此,怡和洋行、帝國化工與英美菸草公司可以專注規畫戰後重新營業,穩固中國市場,並且盡量避免市場太習慣對手的商品。

中共的文化建設

為了新中國全新的國家政治文化,曾經遭到貶低的形式與經驗拿來另做他用,其中之一便是恢復驕傲的農民歷史。其他則有重建藝術,大幅擴張「文化」的範圍。這方面最直接的表現是身體:為了慶祝革命,隨著農民跳舞,中國都市也開始跳舞。都市的鄉村人口暴漲起初有兩種形式。最明顯的是軍人,他們多半出身鄉村。但最誇張的是在剛解放的城市,學生和眾人為祝勝或國慶遊行倉促學成的舞蹈,跳起來與其說是整齊劃一,不如說是歡天喜地。這支舞蹈就是採收稻米的〈秧歌〉。一九四三年之後,毛澤東在延安基地指示文學與藝術應該取材於大眾,為大眾而做,因而有了這支現代化的陝西省舞蹈。舞蹈特色就是五彩繽紛的服裝、精神抖擻的舞步、敲鑼打鼓。秧歌相對容易學,而且蘊含身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美德,但在一九五○年初期之後失寵,因為比起從蘇聯傳來的新式舞蹈,秧歌顯得俗氣。熱愛跳舞的人們對狐步和其他舞廳舞蹈的喜愛,也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重新理解中國所需的文化遺跡與珍寶,一九三○年代曾在海外風靡一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公開宣稱所有權,尤其是關於外國竊賊,以及用來強調被國民黨疏忽的敦煌寶藏,或誤以為被美國人偷走的「北京猿人」遺跡。為了保存中國遺產,免於受到日本侵略,北京圖書館的典藏被送到國外,故宮珍寶也在各地旅行。一九四一年末,美國外交官同意協助運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國,但是十二月初的猿人化石交接美軍,卻在珍珠港事件後消失不見。雖然這些特別的考古收獲被視為科學證據,支持恩格斯「勞動創造人類」的理論(因為勞力是演化的決定因素),中國全新的革命文化事實上是原始的文化。此外,政府當局迅速立起紀念碑,象徵過去的帝國主義暴力,也尋找革命的遺物以供展示。上百件火速收集來的物件,包括早期領導人李大釗行刑的絞刑臺、處決幫助紅軍的十四歲少女所用的鐮刀。一九五○年,廣州設立紀念館,取代一九二六年較小的紀念館,緬懷一九二五年沙基慘案的罹難者。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名列北京「十大建築」,位於新擴建的天安門東,坐落國家遼闊的中心。首都現在是座完善的展場,提供精心編輯的故事。全中國的博物館和紀念館紛紛設在抵抗、革命、壓迫的地點,或是相關革命領導與英雄的場所。這些地方充其量只是擺設與主題相關的人造品,或像上海公園的告示牌一樣,雖然是贗品,但透過陳列和敘述添加真實性。

完美打造的形象

說故事是這個國家的主要業務。新的政府快速展開動作,以官方身分控制對外關係,包括資訊流通。新中國自我投射的形象受到謹慎管制。建立形象的主要工具包括新聞機構(新華社)、外文出版計畫與出訪外國。旅客入境不僅受到限制,在中國的活動也遭嚴格控管;公開的資料和各種出口的出版品亦同,外人不易獲得資訊。因此,香港成為「觀看中國」的地點,中國流出的訊息滲透唯一非共產主義管理的國界,外國大使、情報機構、記者與學者篩選著片段的資訊。一九六二年以前,中國的難民越過邊境相對容易。觀察中國的人訪問他們,也訪問慢慢從上海與其他城市撤出的外籍人士。他們有些人終於因為負債放棄資產,或者終於出獄。神祕的文字、信件、照片紛紛被解讀分析。但在冷戰的政治情勢中,同樣的,那些訊息也會被反共人士誇大,自由主義者或海外的左派也不相信或無視許多不利新政權的訊息。很難知道事實上到底發生什麼事。

管制只是部分。新政權立刻開始發行外文出版品,宣傳國家的轉變,包括世界語(Esperanto,譯注:波蘭猶太醫生柴門霍夫[L.L.Zamenhof]所創的普世人工語言,欲以此語言作為國際交流的媒介,促進世界和平);另有海外廣播傳送,先以摩斯密碼傳播英文。這幾個特別的行動都沒有獲得廣大的觀眾。但是,《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一九五○年一月)、《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一九五○年)、《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一九五一年一月)以及《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一九五二年一月)這幾份雜誌廣為流傳,成為中國文化與政治活動的推動利器。孫逸仙的遺孀宋慶齡更是《中國建設》的名譽編輯,其他經常出現在對外關係,但不隸屬中共的「民主人物」也列為文章作者。一九五二年,中共成立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 Press),目的「用外文說明中國,以書籍溝通世界」。中國影響世界與領導全球的野心與日遽增,因而透過不同文體,如官員演講、小說、民間故事、傳記、報導,向世界介紹北京觀點。一九五九年,北京廣播電臺製作的節目多達二十四種語言,英語廣播並以美國、澳洲、紐西蘭、東南亞與南亞等地為放送目標。另一本文化期刊《東方地平線》(Eastern Horizons)在香港發行,即使外表上獨立,實則仍是官方刊物。過去國民黨透過贊助期刊、文化外交與外國片廠的你來我往等方式與外國大眾溝通,這些努力都獲得傳承。共產黨政府的作為更為廣泛深遠,但是找到並留下具備語言能力的人員頗為困難。多數精通外語的中國人會有階級背景的問題,或者曾經住在國外,而當共產黨政權開始攻擊蘇聯的時候,外籍人士的投入也隨之萎縮。

圖/時報出版提供
圖/時報出版提供

※本文摘自《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作者/畢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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