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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曾見佃農淚 李登輝家是小地主

2014-09-09 13:28:42聯合報 中央社

深田先生偕同「文藝春秋」月刊副總編輯村上和宏二人,於最近晉訪李總統,就「土地改革」、「台灣經驗」的推廣、中共變局及亞洲地區的團結與發展等,向總統請益。

「文藝春秋」月刊每期發行量七十萬份,是日本最具影響力的綜合性雜誌。深田先生晉見總統談話,經該刊整理報導如下:

深田:總統早安。今天承蒙在百忙中撥冗接見實在非常感謝。

李:非常歡迎來訪。

深田:早聞李總統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但本人首次恭聽總統以日語談話則是在去年六月召開亞洲展望研討會之時,當時對總統的日語,真是感到萬分的驚訝,也使本人重新認識到在我們的鄰近就有位能夠如此深人瞭解日本的國家元首。

李:本人每個月看「文藝春秋」及「中央公論」月刊。這些雜誌越來越厚,實在難以全部看完(笑)。但是,對於像去年中央公論所刊有關中◆嶺雄教授及天安門事件之學生運動領袖吾爾開希等人出席「民主中國陣線」座談會,此類有關中國大陸關係的報導文章是絕對不會錯過的。

深田:總統主張讓亞洲及全世界能分享台灣經驗,在談此問題之前,是否可請總統先談談您的「日本經驗」?

李:本人是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生於台灣台北縣。在通稱為「公學校」的小學畢業之後,很想進入師範學校就讀。但是當時對台灣人極為嚴格,雖然成績不錯,卻不被錄取,最後是從高等小學校插班進入基督教系的私立中學。在住校期間的確是相當用功。宿舍規定按時熄燈,所以熄燈後,只好把自己的書桌搬到廁所旁邊,借廁所的燈光來看書。舍監發覺後斥以「趕緊睡!」當時,即佯裝把書桌搬回原位但又再度搬回到廁所旁邊。被舍監注意兩次後,第三次舍監便表示:「我打開一間教室,你就在那兒讀書吧!」進入教室後,其他用功的住校生也都起來一起讀書,大家都一起讀到很晚。

深田:總統閱讀本居宣長也就是在這時候嗎?

李:由於數學、英語還算能得心應手,所以專攻漢文與日文。在日文方面,自古事記以至本居宣長的玉勝間等江戶中期的隨筆集都曾徹底研讀過。老師常於模擬考試時間說「你為什麼可以考得如此高分」。這或許是因為老師認為台灣人能懂日文或漢文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笑)

深田:聽說四年畢業後進入了台北高校文科甲班?

李:我本人是想到東京就讀一高,但是家父卻說「特地前往東京,如果沒考上怎麼辦?而且旅費昂貴,就留在台北吧!」因此報考了台北高校。當時一班四十人的名額中,只錄取四、五位台灣出身者,所以,不苦讀是無法被錄取的。戰前的舊制日本高校非常粗暴,入學後曾被學長叫住,不分青紅皂白的先痛毆一頓。然而,事後卻帶我去咖啡店(笑)。舊制高校時代的生活實在是非常愉快。由於在軍事教練,投擲手榴彈時肩膀受傷,所以放棄了棒球而改練劍道。記得在高中一年級的班際對抗賽中,我一人便擊倒了對抗班的全體選手而獲勝,當時是初段。

深田:身高一百八十公分,而且又是初段,應當是沒什麼對手了。

李:在舊制高校的當時身高有一百八十一公分,當了總統後卻矮了一公分(笑)。

深田:在課業方面情形如何?

李:當時有許多非常優秀的老師,尤其是鹽見老師。東京大學畢業後便被派到台北高校教「中國史」。他的教學方式具有獨特風格,在最初的第一堂課中便把春秋戰國一直到鴉片戰爭一口氣全部教完,然後再在往後的一年裡,則對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現代史詳加講述,我就是在鹽見老師的課堂上,了解到近代中國所受到的苦難,那真是一種強烈的體驗。在京都大學接觸「農業簿記」深田:聽說舊制高校在外語教學方面,也是一開頭便教提努或巴雷利等,採用相當生硬的教學方式,這當然或許也是因為學生優秀跟得上才能如此。

李:在學習德語時老師叫學生自己去研讀動詞變化,而且一開始就要學生讀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如是說」或「我的鬥爭等」(笑)。

深田;聽說您在大學是專攻農業經濟。怎麼會與中國現代史關連呢?

李:起初本人想在大學攻讀西洋史,但是受鹽見老師的影響改變想法。想研究中國問題,然而解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因此才改學農業經濟並且想要前往中國東北地區。當時東北地區京都大學畢業生勢力最大,因此就赴京都大學攻讀農業經濟。

深田:您從舊制高校提前畢業是昭和十八年秋天吧!當時關西地區缺糧,您的生活很苦吧!

李:的確很苦。當時本人住在京都吉田神社附近的「日德寮」宿舍,的確缺乏食糧。由於戰局惡化,從台灣寄來的食物無法送達,宿舍管理員是島原地方來的婦人,她經常把自己從九州寄來的食物分給本人。

當時每天埋首讀書,其中所讀的「農業經濟」直接與日後「台灣經驗」有關。

深田:在戰爭的時代裡,想研究「農業經濟」的人實在很特殊。李:總共也只有六人而已(笑)。但是,學會「農業簿記」的觀念卻是件大事。

深田:外行人不太清楚什麼叫「農業簿記」。是不是將每一戶農家的支出與收入予以數量化?把肥料費、收割等勞工費列為支出,把出貨或在市場上之銷售額列為收入呢?能否請您稍作說明。

李:「農業簿記」和一般的商業簿記、會計不同的地方是:農民交易大多以物易物,很難估算,自家勞力資本、農產品自家消費的估算也很困難。說來簡單:在考慮整體生產過程和投資時,如不考慮其處理方法,則無法掌握農家經濟的實況。當時,京都並未遭遇空襲。但是,本人目睹戰後日本缺乏食糧情形,深深感覺人類沒有食物即無法生存、農業太重要了。以往喜歡讀三木清的哲學書籍、喜歡到禪寺坐禪,觀念老是脫離不了舊制高校的模式(笑),在目睹日本缺糧的情形後總算變得實際些了。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繼續研究農業經濟。

(後來,李登輝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及康乃爾大學留學,一九六八年取得農業經濟博士學位)。

深田:李總統長期服務於農村復興委員會,是位農業經濟專家,致力於中華民國台灣省的農業發展,當時的農業改革,導致台灣省的現代化,成為「台灣經驗」之基礎,這種說法是否恰當?以「土地改革」為出發點李:所謂「台灣經驗」的基礎,就是土地改革。

本人的老家以及內人的娘家都是小地主。童年的時候,曾見佃農帶著雞、鴨到家裡來拜託家父:「明年仍然把土地租給我,讓我種那塊地吧!」他們擔心土地之租約被片面地廢止。如家父面有難色,他們就轉向家母央求,流著眼淚拚命地拜託,當時本人的心中深受衝擊,總覺得有點不對。

因此在從事土地改革時,本人極力主張,首先降低地價,其次將日據時代日本人所擁有土地賣給農民,第三、就是指導地主把土地賣給農民;依舊習,地主要取農產品的百分之五十作為佃租,改革的新法把佃租降低為百分之三十七.五,因此佃農受益匪淺,此乃有名的「三七五減租」政策。

深田:日本因有占領軍的外來壓力,以致實施了農地改革;中共則是殺害許多的地主來強制推行土地改革。我在中國大陸參觀過某一所小學,學校裡展示有地主的頭顱,以及被風乾了的手,其旁並標示「這隻手曾經欺凌過勞工」。台灣省不用強制、不經流血便可完成土地改革,實在是罕見的例子。

李:台灣的士地改革,對提升農業生產力有很大的成效,但是,到了一九六五年,由於農村勞力的不足和農業制度的緣故,農業生產力已達到極限,本人遂極力主張調整農業政策,採行若干重要措施,例如把過去所實施以稻穀交換肥料不等價交易制度加以廢止。其後,訂定農產品之保證價格,使其收入明朗化。建立水力灌溉系統及倉儲借施,以奠定農業基礎。大體上,農家的所得已能獲得提升,並考慮到農業所得的均衡。

深田:李總統後來主持省政期間主要就是以「八萬農業大軍」為中心,培養了八萬戶的「核心農家」。

李:台灣農民與日本人極為相似,所得提高之後,也不會用以享樂,所得愈高愈努力工作,藉以再提高所得。

土地改革後農民全年的勞動時間由以往的一百五十日增加至一百八十日。大約一百八十萬農民每人都增加工作三十天,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其結果就像把五十四萬甲的種稻農地重新耕作一遍一樣。使原本只有一百二十萬噸的稻穀生產量大約增加一倍,變成二百二十萬噸。這就是台灣的發展基礎。其後,更進一步考慮建立八萬戶生產力高,且在技術上、經營上能夠獨立的核心農家。就長遠看,只要有八萬戶核心農家,台灣的農業便有自信可自給自足,此乃所謂的八萬農業大軍。

(李登輝任職農業復興委員會後,歷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閣員)、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副總統等職,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總統逝世後依法繼任總統)深田:台灣近代化的另個主因是致力於教育的推展嗎?光有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李:光是經濟上的豐裕,並無法產生近代化過程中所必需的中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除需要有相當的收入外,並需兼具學識與教養。

台灣自一九六八年起將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除原有的國小六年外,另加中學三年。一九五○年時,無學歷者接近五十%,而一九八八年則減為七.四%。同時期的大學、高等專科學校的升學率亦由一.二%增為一四.七%。日據時代台北高校衹有四位台籍學生的時代已成過去。

深田:台灣對教育的重視與中共尊重無產階級,輕視教育暨知識階級正好形成強烈對比。

據聞,在中國大陸,即使師範大學畢業的教師其薪資亦甚低,衹有半數願當教師,因此初等教育的教師有半數並無任教資格。另外,在農村為使小孩能在家中幫忙且可以不付費,因此不讓其去接受義務教育。最近十年中共為抑制人口成長,推行「一胎化政策」,惟農家迫切需要勞動力,常暗地生下兩、三個小孩,這些小孩被稱為「黑胎」,據稱人數在六千萬至一億人之間,他們都無法享受義務教育。另天安門事件後,北大的人學新生亦由二千人減為六百人。

李:教育如果不普及則無法達成工業化,我國在資金短缺時即致力於充實教育,培育人材,才有今日的工業發展。如果沒有多數受過教育而能作獨立判斷的公民,則無法在社會上建立產業制度;如果沒有教育改革,則無法有真正的經濟發展。

深田:據聞,大陸上因受文革之影響,中級企管人才極缺,在產業制度方面,不衹需要學習生產技術,更要學習生產管理技術和經營技巧。

李:中共最大的問題係其認為衹要經濟開放,即能達成經濟改革,惟經濟改革需配合教育暨政治改革始能成功,衹想作經濟方面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大陸在「採取經濟開放政策」的同時,亦強調不放棄四個基本原則,亦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是走社會主義路線及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產生能為經濟界服務的政黨,自由的經濟活動也得不到保障。「經濟向右、政治向左」的作法將暴露社會制度的矛盾,而引發全面性的衝突,因政治與經濟無法完全分開的。

深田:最近,大陸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動似乎格外地活絡起來,但是內陸地區的合辦企業則似乎是問題重重。

前年我曾訪問大陸某日中(共)合資纖維企業,廠方人員稱:「光是本工廠努力而其他有關部門不配合的話也不行。」譬如,訂購的布料不按期生產,好不容易接到送貨通知時,貨物又遲不送達,到車站找遍了抵達的各班列車也找不到貨,最後調查才發現,原來該列車在途中為了搭載學生而將貨物卸下不管。該情事發生在天安門事件前,或許當時載學生要比載貨物優先。(笑)

誠如總統所言,大陸在經濟開放後仍然到處會並到公營與國營的問題。「農業簿記」,必須作意識改革才行。(笑)

李:日前有一位曾擔任過中共領導幹部祕書的人逃抵美國(註:其筆名為江之楓),最近他出版了一本敘述中南海內幕的專書且這本書,認為鄧小平打從心眼裡便不是一位主張開放的開放論者。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係得力於胡耀邦與趙紫陽,鄧為維持權力基盤而利用該二人推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有所進展,胡趙二人在民間聲望日隆時,鄧小平就開始嫌惡他們。由於他們二人的消失,大陸已失去了開放政策的王牌。

深田:索爾玆貝里為文指出,大陸曾流行「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打油詩。另據云,站在開放政策第一線的民族資本家王光榮、榮毅仁等亦已辭職。「北京孤立化」的方向李:大陸通貨膨脹嚴重,失業者高達一億二千萬人。在農民之間,「政府完全不幫助農民」的怨聲亦漸高漲。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日漸激烈,可能會出現新的變動。

深田:據新聞報導稱,中華民國政府當局有意開放對蘇聯及阿爾巴尼亞作直接貿易,此舉將有益於對東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交流。而此次本人到此地後也曾聽說,對大陸之直接投資有可能於半年後開放?

李:我必須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所建立的乃是一個「最適合於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社會」。中國人基本上說來,勤勞而具做生意之才能,且對金錢特別敏感。台灣的中小企業較多,但所得平均且失業者少,因此大家都對於有此一「使中國人能過最舒適的生活的社會」感到自負。此一「台灣經驗」的方法將推展到台灣海峽的彼岸而擴散至大陸沿海各地。更將成為建設未來中國應有的藍本。

深田:台灣的資本經由香港,不斷的進入大陸沿海地區的廣東省或透過大陸上的親戚,間接地在福建省、浙江省等地投資,台灣的重要性有逐漸增高之勢。

李:台海兩岸之間接貿易現正急速的增長中。從兩年前起政府積極開放「大陸探親」後,已經有超過五十萬人次的國人,手提禮物前往大陸,將台灣的繁榮情形、民主化的進步等直接地傳達給大陸人民。此舉已激起大陸人民想在台灣這樣的社會體制下過日子的強烈欲望。就政治上而言,也與大陸的民主化運動密切地連結在一起。

深田:有一位由大陸到日本留學的女學生因聽到由台赴大陸探親的人敘述台灣的情形,而大開眼界。

廣東、福建省,由於受到台灣、香港、日本的影響,逐漸地活潑起來,特別是廣東省,聽說該地人民平均年收已經接近十萬日幣大關;據某位經營纖維工廠的日本人表示:「廣東省已經有逐漸趨於」治外法權「之傾向」。

李:在大陸上,中共當局太過於控制地方政府了。似乎又要回復「統制經濟」、「計畫經濟」的樣子,中央的管制愈形強大,地方上就沒有繁榮的可能。在政治方面,在西藏、蒙古發生民族問題,現在該是檢討為何會發出這種訴求的時機了。中共對於地方自治一事,過份敏感,這是很可笑的事情,一般說來,要統治十二億的人口,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深田:如果「台灣經驗」對大陸沿海各地起了作用,沿海各地就會像台北市一樣的繁榮起來,如果大陸各地繁榮起來,由於「金錢的力量」不可抗拒,就會像廣東省一樣漸漸的「治外法權化」,結果會不會導致「北京政府」的孤立化?

李:如果「台灣經驗」擴散至全中國大陸的話就會變成那樣。使大陸人民知道自由民主社會的好處進而脫離中共當局的統制,尋求經濟層面的自立。將來中共也會走向放棄共黨獨裁政權的道路。

深田:由於東歐情勢的遽變,台灣省將會促進與東歐各國間的經濟交流。對此,總統有何看法?同時我也認為「台灣經驗」對東歐各國而言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李:本人曾經斷言「二十世紀是共產主義崛起的世紀,同時也是共產主義毀滅的世紀」。本人也預料到東歐各國以及最近的蘇聯會拋棄共產主義以及共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基於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違反了人類「自由交易」、「自由競爭」的本性,縱使在理論上有可能,實際上卻不可能實現的想法。共產主義的政治策略,概括而言即是獨裁政治與官僚統制的結合,完全抹殺了人性的尊嚴。世界人類能有所覺醒,則共產主義必會衰退滅亡,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推動下,中共在國際上可說是已經被孤立了。我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斷地推動民主化政策,政治上正朝民主化邁進,我們希望能和新生的東歐各國以及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攜手共同促進世界性的民主化與和平。急速的變化值得考慮李:本人確信共產黨政治即將衰退滅亡。但是在這個時候,本人認為,如果大陸再發生新的內亂、農民抗暴,那就不得了,人民很可憐。改革應該以漸進的步調實施,北平政權應放棄「四個堅持」實行政治改革。

深田:是否意味要等到多黨制度的實施,並有後繼政黨後才行?

李:在大陸也應該成立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同時該政黨必須成長茁壯。即使共產黨失敗了,也有其他可承擔政權的政黨。像羅馬尼亞這麼一個「國家主義」強烈的國家,卻無法因應急速的變化。共產政權抵抗到最後必將招致流血事件,更因羅馬尼亞沒有一個後繼的政黨所以迄今仍陷於混亂之中。急速的變化會招致鉅大的反彈。如美國的奴隸解放。解放前衹要順從主人的命令,至少可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但解放後他們為了自力更生,不得不出去賺錢。雖然他們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卻沒有得到生活上的自由。凡事並非一蹴可幾的。應在取得平衡之餘,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

深田:去年底的台灣地區選舉,在野之民進黨雖獲得了預期以上的票數,但亦可聽到民進黨尚未成熟的評價。

李:祇能說政黨政治的基礎剛剛成立,如果現在讓民進黨取得政權,該黨能否執政?大概很難吧!只是為了取政權,而缺乏奪取之後要如何做的展望。本人認為台灣的野黨非得花時間成長不可。從事政治活動必須要有長久的經驗。

深田:我曾經去打過球的淡水高爾夫球場,當地的縣長換成了民進黨人士,聽說他要把高爾夫球場的土地收回。

日本川崎市為了革新市政,也想廢掉高爾夫球場。為什麼不要高爾夫球場,而要柏青哥呢!(笑)

(李登輝總統從美國留學時代就開始打高爾夫球,但是去年一年沒有時間打球)亞洲地區的團結與發展深田:根據去年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外匯存底第一位是九百七十億美元的日本。第二位是七百三十一億美元的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初次超過五百八─七億美元的西德。以下,第四位是英國(四百四十三億美元),第五位是美國(三百六十九億美元),我認為台灣的外匯存底上昇到第二位是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現在台灣省已變成比中國大陸多十倍以上的富翁。而外匯存底第一的日本與第二的台灣省雙方間的關係,雖在經濟交流上甚為頻繁,在政治上卻是一直處於無邦交的狀態中。

現在日本在台灣派駐有特派員的報社只有一家,在台灣設分行的銀行也只有一家,聽說該銀行賺取了莫大利益,我想其他的銀行未到台灣來設分行,是因為對中國大陸有所顧忌。

李:我國與日本的歷史淵源很深,現在或許該是日本對台灣政策作檢討的時候吧!正如IMF所公布的數字,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台灣省其地位及重要性年年增高。希望日本協助我們加入國際組織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

深田:我認為在世界情勢的變化之中,此時已是重新檢討台灣與日本雙方間關係的時候了。科長以上的官員不能到台灣出差、國立大學的教授也不行、公費留學生一個也沒有,實在是很不自然的現象。

台灣與新加坡是NIES的主要國家。聽說李總統與被稱為「亞洲雙李」中的另一位──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有著很親密的交往,是否如此。

李:本人的袓先是從福建永定縣來到台灣的客家人,新加坡的李總理也有客家人的血統,我們的交往與這點多少有些關連。李總理曾數度訪問台灣,本人也在去年三月,應邀前往新加坡訪問。

深田:當時李總理介紹您是「來自台灣的李總統」您並「不表示否定」,去年台灣省在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的投資超過日美兩國,對這一點,您的看法如何。

李:亞洲將來一定會成為國際經濟的中心,因此亞洲地區的團結與發展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但是亞洲各國的宗教、文化、語言、民族等比歐洲更為多樣化,要達成統合的目標,恐怕不那麼簡單。可能先要從民間企業的合作著手,然後建立政府間的共識。

其次便是要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自由經濟國家間成立一個經濟合作組織,使各國在互惠的原則下,能各得其利。

此外,亞洲的自由國家有義務促使共產主義國家進行改革。

深田:台灣省不僅在亞洲,亦計畫在東歐促進經濟交流,如果北韓反應東歐情勢,想與台灣交流而大陸又無法與北韓斷絕外交關係,這種情形一定很尷尬。從玩棒球到職業棒球隊的成立深田:我曾拜讀過令郎李憲文先生所寫的「父親與我」那篇文章,內心深受感動,您知道憲文先生喜歡釣魚,便買釣竿當禮品送他,實在是太感人了。那篇文章中載述「高中那年,父親因公到日本出差。我清楚地記得在接機的那天,打從父親走出機坪,遠遠地就看到他手中緊握著一根玻璃纖維製的釣竿,他告訴我,一路上他把所有的行李都託運了,卻堅持要自己隨身攜帶它,直到把它交到我的手中為止。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起父親手握釣竿打老遠便望著我的那份『得意』的神情。」

家父生於一九○四年,十年前過世。此時也不由得令我想起,家父在戰時,特地帶著一支釣竿,從大老遠跑到疏散地來把它交給我的那一幕。

您送釣竿給令郎並跟他玩棒球。這使我深深覺得總統承襲了古代盛世的長者風範。我也擁有這種美好的回憶。

李:本人曾因投擲手榴彈而傷了肩膀,但還可以跟兒子玩棒球。

由於一直對棒球有興趣,因此極力在台灣推動職業棒球隊的成立。去年六目,日本前巨人隊總教練王貞治先生來台北時,即請他擔任「中華體育協會」的顧問。他有輝煌的經歷,確信他能對我國的職業棒球有所貢獻。

因為他的緣故,從今年三月開始就要在台北、台中、高雄舉行職業棒球的公開賽。

希望將來能邀請日本的職業棒球隊來台灣比賽。台灣的氣候暖和,一年到頭可打棒球,希望在日本的球季之外,能來與台灣的球隊比賽。

如果能實現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深田:日本各報社的球隊,如果來台灣比賽,中共恐怕會驅逐他們的特派員(笑)。

前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從日本到台灣去旅行的有九十一萬七千人,從台灣到日本的就有四十一萬人。

據台灣日報的報導,去年曾有好幾位總統在台北高等學校的同學由日本專程來華訪問總統?

李:是的,台北高等學校的同學們來看本人,在本人家裡舉行同學會,大家一起唱校歌、敘舊。

談及日本,內人是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的畢業生,因此常看日本的錄影帶與影碟片。

他喜歡義大利的歌劇,日本的影碟片附有詳細的解說,所以她說很好。閒暇時一面看歌劇,一面讀解說。

深田:日本對大陸的反應猶如風吹草動,我想日本有必要與台灣作各層次的意見溝通,最好是高階層人士的接觸。

今天承蒙賜予很多寶貴的高見,非常感謝。

【1990-04-10/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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